被自動化奪走工作的人類,你們的未來在哪里?

2020年01月10日

當Hod Lipson介紹他的創意機器實驗室(Creative Machines Lab)時,我們不難發現他的雄心壯志。“我們致力于創造出富有創造力的機器人。”Lipson是康奈爾大學的一名工程學教授,是世界范圍內享有盛譽的人工智能及機器人方面的專家(Lipson打算于今年七月將實驗室搬遷至哥倫比亞大學)。他的研究項目旨在探究機器與自動化相結合的無限可能,譬如機器人運用基本構造單元“進化成”完整的自我。(他的康奈爾大學同事正在研制充當咖啡師及廚房幫手的機器人)。若干年前,Lipson展示了一個算法,通過形式化描述與已知規律相符合的新科學規律以解釋實驗數據。他實現了科學發現的自動化。
Lipson認為未來的機器及軟件將具備超乎想象的能力。 直至今天,他的想法都是不可思議的。但他卻開始操心那些若干年前于他而言無法想象的問題。自動化與數字化技術的飛速發展將為社會創造出更多的財富,但也同時會減少更多人的就業機會,這會引起社會動蕩嗎?
Lipson稱,“越來越多的計算機輔助自動化技術已滲入由制造至決策的各個環節中。近幾年,深度學習的不斷發展已經引發了一場人工智能界的革命,而3D打印技術也開始逐漸改變工業生產流程。長久以來,大家始終認為技術在消滅傳統就業機會的同時還會創造更新更好的就業機會 。而如今的事實充分說明了,技術確實是在減少傳統就業機會,同時也增加了更新更好的就業機會,但其創造的新興就業機會已越來越少。我們技術專家必須開始正視這件事了。”

 

其實, 從19世紀初期的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人們就已經開始擔心飛速發展的技術會消滅就業機會。盧德革命(Luddite protests)過后幾年,確切的說應該是1821年,英國經濟學家大衛·里卡多(David Ricardo)就已經對“機器替代人工”表現出自己的憂慮。1930年,也就是肆虐全球的大蕭條時期,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有效使用勞動力的發現”而引起的“技術失業”現象提出了警告。(萬萬沒想到,凱恩斯隨后就補了一句,“這僅僅是失調的臨時過渡階段”)。
時至今日,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問題已出現于美國、歐洲及其他多數發達國家中,而技術又一次成為造成不平等現象的嫌疑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最近發表的一篇報告中指出,在其34個成員國中,多數國家的貧富差距已處于歷史高位水平,造成該問題的原因是中低收入階層(收入屬于總人口中后40%的人群)的薪酬水平在下降。甚至,多數最底層的勞動者親歷了過去數十年工資的持續下降。經合組織也警示收入不平等將會破壞經濟增長。此外,美國中產階段的不滿及低收入勞動人群的重壓已日益凸出且明顯。
日前,總部位于華盛頓的公共政策研究組織布魯金斯學會在漢密爾頓研究項目發表了一份調查報告。該報告稱,2013年度,擁有高中文憑且年紀在30至45歲范圍之間的男性中僅有68%的人獲得了全職工作的機會。過去幾十年,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增長水平始終無法與經濟增長水平相當。從1990年至2013年,未取得高中文憑的男性工作者的平均收入下降了20個百分點,而那些僅有高中文憑的男性工作者下降了13個百分點。盡管女性工作者的收入仍然不及男性工作者,但她們的境遇卻相對好一些。同一時期,未取得高中文憑的女性工作者的平均收入約下降了13個百分點,而那些手握高中文憑的女性工作者反倒提高了3個百分點。

 

今日飛速發展的人工智能與自動化技術是否預示著機器人與軟件將大幅減少人工勞動力需求的未來?
探究決定工作機會與工作收入的影響因素,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尤其還需要將技術與全球化、經濟發展、受教育程度及稅收政策等其他因素劃分開來。雖然有失偏頗,但技術的提升的確給中產階層的收入下降做出了一個貌似合理的解釋。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很多人并沒有接受那些待遇豐厚且需要復雜技術的工作的訓練及教育。與此同時,軟件與數字技術已取代諸如會計、薪金核算及行政等各類日常工作,迫使那些被取代的人去接受薪資收入更低的工作,更有甚者---讓他們直接失業。此外,在過去幾十年中,不斷增加的自動化制造已顛覆了許多中產階層的工作機會。現在,你該知道勞動力總需求下降的原因了吧。
在MIT經濟學家David Autor看來,這些長期的發展趨勢早在十年前就已經有萌芽。David Autor曾經研究過“工作兩極化”現象,這是一種中等技能工作消失的現象,同時伴隨著低技能工作與高技能工作需求的增多。David Autor進一步指出,這種勞動力需求的“中空”現象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盡管如此,2007年到2009年的經濟衰退讓進展加快了不少,有很多只需要簡單技能但工資很高的工種實現了自動化。英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者Henry Siu描述為:這些工種“在經濟衰退中跌落到懸崖,隨后也沒有出現反彈”。“跌落”的工種包括銷售、行政之類的白領工種以及車間組裝、機器操作等藍領工種,這些工作解決了美國幾乎50%的就業問題。Henry Siu的研究還顯示,這些工種的消失或需求減少已經對年輕人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影響,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不再找工作。
比起這個糟糕的狀況,還彌漫著一股深深的恐懼。這是否意味著當機器取代了人類一個又一個工種時,從某種程度上斷絕了那些曾經致力于通過工作完成階級逆襲的下層人民的活路?那么,我們現在是不是處在歷史上一個獨特的經濟轉折點上?歡呼著技術為我們帶來更好的醫藥、服務和產品,但懼怕著那些無法收獲經濟利益的技術。機器人或軟件會在未來取代絕大多數的工人嗎?
受驚嚇的孩子們
沒人知道上述問題的答案是什么。很多經濟學家還無法證實技術進步直接導致工作機會的減少,也無法確定我們正在經歷的這些與過去幾次技術摧毀舊工作并創造新工作有沒有不同。最近幾年來出版的一些書和論文試圖闡述如下觀點:人類在人工智能與自動化的進步在本質上不同于過往技術進步對于就業的影響。Martin Ford就是持這一觀點的人,在他的新書《Rise of the Robots: 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a Jobless Future》里,Ford列舉了多項新技術,比如無人駕駛汽車、3D打印技術等,并認為這些技術將最終取代很多人類的工作。那么,我們又該如何適應一個“沒有工作的未來”?

 

Ford的辦法是提供一項有擔保的基礎收入。簡而言之,他的“藥方”是給予人們一定數額的財富。這并非什么新的解決方案,該方案的另一個版本也叫做“負所得稅”(譯者注:負所得稅是政府對于低收入者,按照其實際收入與維持一定社會生活水平需要的差額,運用稅收形式,依率計算給予低收入者補助的一種方法),由保守派經濟學家 Milton Friedman于上世紀60年代提出,用來代替政府不斷增長的官僚主義做法。Ford引述了哈耶克1979年提出的應對最低收入的辦法,那就是提供“某種確保人們在其不能自謀生計的時候仍能得到不低于某一底線的收入。”而在1972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兩位競選人都不同程度地關注到這個政策。
這個想法在1980年代就不再流行,不過最近幾年又被人提及,以幫助那些失業的人。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說,這是政府以最少參與感提供最安全保障的方式;而站在改革人士的立場,這需要增加其他項目收入以補貼窮人。
長期以來,對于上述政策到底是一項好的政治決策還是好的社會政策爭議不斷。最近,又有人提出另一個與之相關的政策:進一步增加低收入所得退稅的額度,從而將這些退稅補貼給低收入工作者。這一系列想法都是作為社會保障的直接體現。然而如果你認可技術會不可避免地淘汰大部分就業者,那么上述這些政策就毫無意義了。技術讓越來越多人類工作者成為邊緣化群體既浪費了他們的才華又對社會造成了重大財政負擔。更重要的一點在于,所謂有保證的基礎收入并不能滿足那些工作飯碗岌岌可危的中產階級或那些剛剛失去了薪水較高的工作而陷入財政危機的人。
或許現在預言一個沒有人類工作的反烏托邦未來還為時過早。Ford在書中舉了一些例子:自動化、軟件以及AI的發展已經淘汰了很多原本認為需要人類高技能的工作,比如反射學和法律。但是你又如何估算這些特定技術帶來的變化會對社會整體就業形勢產生多大影響呢?
事實上,目前也缺乏足夠證據論證自動化是如何影響就業率的。Guy Michaels和他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同事Georg Graetz做了一個關于工業機器人如何影響制造業的研究,他們調查了17個發達國家的狀況后發現了一些有意思的結論:比如機器人的確取代了很多低技能的工種,但機器人的影響更多地是顯著提升了工廠的生產效率,并創作了新的工作(譯者注:這里可以理解為,因為工廠效率提升,企業規模得以進一步擴大,因此有可能招募更多員工)。Michaels總結道,一言以蔽之,那種認為機器人讓整體就業率下降的論調是沒有依據的。
如果現在無法量化技術進步對創造就業的影響,那么也不可能精確預計接下來可能出現的狀況,因此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還將繼續討論。Ford在書里舉了一個極端案例:分子制造。這個名字由一些納米技術倡導者提出,特別是納米技術之父K·埃里克·德雷克斯勒尤為推崇。所謂分子制造,簡而言之就是有朝一日可以實現納米機器人像搬磚一樣地搬運原子來制造所有東西。盡管Ford也認為這項技術不一定能實現,但他還是提醒大家要注意這些技術所帶來的“毀滅性”效應。
看起來,Ford的這個判斷還不具備多少可信性,但十幾年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Richard Smalley也有類似的認識。Richard Smalley 看到了納米科技在清潔能源上的巨大潛力,但是他并不認可德雷克斯勒在分子制造方面的觀點,他認為其觀點過于簡單:德雷克斯勒的觀點忽略了化學和物理學中對于原子互相結合并發生相關作用的規則。Smalley進一步責備德雷克斯勒:“你和你身邊的人已經嚇壞了我們的孩子們。我不指望你能停下來,但是……雖然我們生活的真實世界未來還會有各種挑戰和危機,但是絕對不會有你提到的那種自我復制的納米機器人怪獸。”

 

盡管 Ford的確注意到了Smalley的批評,他開始質疑Smalley所謂“機器人崛起”嚇壞孩子的說法并不真實。對這種強詞奪理的可能性的猜想會分散對于未來究竟該解決哪些問題,重點應該放在那些會日益減少的工作災難上。
另一個更真實也更有趣的“未來”正在芝加哥繁華市區被“描繪”出來。這家名為Narrative Science的公司推出了一款軟件Quill。利用這款軟件,你可以將一些數字,比如棒球比賽的比分、上市公司財報以“敘述”的方式表達出來,請注意,這不是簡單的匯總,而是某種意義上模仿人為的敘述模式。目前,福布斯雜志用這款軟件生產公司財報新聞,而美聯社則用它報道體育新聞。未來幾年,這款軟件的“質量”還將大幅提升,也就是說,它會越來越像記者寫作的手法。
Narrative Science創始人、Quill軟件開發者、美國西北大學計算機科學家 Kristian Hammond表示:“AI到今天的表現還不足以對白領工作產生多大的影響。從中短期來看,AI的影響還局限于替代人類一些工作,但不會造成過多失業。”他進一步強調,如果AI工具的日常工作涵蓋了數據分析,那么“人類完全可以從事一些更高級的工作。”
雖然Quill和其他的先進技術令人印象深刻,然而Hammond并不認為AI現在做好了進一步擴展的準備。他認為,這個領域現在的“復興”來自于其可以接入海量數據,并通過近幾年快速增長的計算能力迅速分析這些數據,其結果是令人興奮的,不過從技術層面來說,即便是Quill采用了自然語言處理方法,也得益于大數據這種現存技術的增強而不是AI的突破。 Hammond指出,現在對某個AI項目取得進展的宣傳更像是嘩眾取寵。無論是深度學習還是其他相關技術,目前還有太多不確定性,仍需一些時間才能“像人類鼓吹的那樣神奇”。
換句話說,人類現在適當降低對未來機器智能的期待值是非常明智的做法。
科技諸神
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研究員、倫敦政經學院教授Anthony Atkinson表示,“我們經常認為科技好似剛從別的星球來到地球上。”然而,科技的發展過程卻是必然的。更確切的說,科技的發展過程完全取決于政府、消費者及商業的選擇,他們能夠決定研究和商業化哪種技術以及如何去運用它。
從上世紀70年代,Atkinson就開始研究收入不均問題。當時,主流經濟學正處于相對次要的學術地位。在過去的幾年里,許多國家的收入不均問題已愈發突出。在英國,自上世紀90年代收入不均水平上升以來,至今從未下降過;而在美國,它還在持續上升,即將達到前所未有的歷史高點。去年,他與老基友Thomas Piketty發表了舉世矚目的巨著《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21世紀資本論》),將收入不均問題變成了經濟學界最炙手可熱的研究課題。現如今,Atkinson在其新著《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提出了一些解決方案,而“鼓勵創新以改善工人就業能力”就被列為第一條。
Atkinson說,政府可以選擇資助哪類項目、企業可以選擇應用何種技術,他們的選擇注定會影響到工作機會及收入分配。雖然,發現一種甄別科技的機制以創造更好的就業機會,的確不是一件信手拈來的活。但是,“我們至少要了解下”那些決策將對失業產生怎樣的影響。“這只是個開始,也許它不能改變決策結果,但我們將知道現在到底是什么情況,不會等到最后才驚呼‘OMG,人們已經開始失業了’。”
我們對生產力的認知、對機器設備的要求都可能會影響政府或者企業的某些決策。傳統意義上來看,經濟學家將生產力定義為投入一定數量勞動力及資本后獲得產出的水平。隨著機器、軟件等資本價格的持續降低,效率的持續提升,勞動力投入的減少顯得合情合理。因此,哥大著名經濟學家 Jeffrey Sachs預測機器人和自動設備將很快接管星巴克。然而,我們還是有許多理由相信Sachs的觀點可能是錯的。星巴克之所以成功,絕不是因為它能更快、更便宜地將咖啡送到你手上,而是因為你喜歡在那兒遇見的朋友、享受的服務。
Tim O’Reilly是O’Reilly媒體公司的創始人,以極受消費者認可的蘋果專賣店為例補刀Sachs的觀點。蘋果專賣店里有海量手持ipad和iphone的員工,向未來的機器人零售店展示了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它們認為自動化服務不一定是如今技術的終點。O’Reilly表示,“誠然,技術的確會搶走一些工作,但我們有挑選技術的主動權。”
從這點來看,蘋果專賣店已經找到了一個穩贏的策略,且未按照大眾的邏輯利用自動化去降低勞工成本。相反的,蘋果已經配備了一支精通科技、持有數字設備的銷售隊伍,給客戶創造新穎的購物體驗。順便,給公司帶來更多的營收。
O’Reilly還點評了最近風生水起、大紅大紫的汽車服務商Uber。Uber利用科技實現方便有效的預訂及支付服務,開發了一個十分健康的市場。在這種情況下,uber還激發了市場對司機的需求。較于傳統出租車行業,Uber司機借助智能手機和app的幫助能夠獲得更多的訂單。
事情就是這樣,假使科技進步會加劇不平等現象,那這肯定是無法避免的,但政府、企業和消費者能夠改變這種局面。最近,紐約舉辦了一場名為“全球化、技術變革及不平等”的論壇,Paul Krugman在論壇上表示,“許多正在發生的(如收人不均等)情況并不是科技諸神而引起的,事實上,而是由于異化的社會結構造成的。”
機器人聽誰的?
有些時候,一些強調早期技術變遷的人低估了自動化及數字化技術對于當下就業情況的影響。然而,他們忽略了那個時間段里自動化及數字化技術引起的災難與動蕩。在英國,自工業革命開始后的40年里,工人工資要么不漲,要么下降。那段歲月的文獻及檄文詳細描述了工廠工人的悲慘生活。
哥大經濟學家 Joseph Stiglitz在其新著《The Great Divide》中指出,大蕭條也與技術變革有關。他認為大蕭條的真正原因并非如大家所說的是災難性的政府金融政策和崩潰的銀行系統,而是因為當時正處于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型期。Stiglitz闡述了機械化的進步與改善的耕種方法是如何快速地將美國對農民的需求轉多為少。該書將工人的順利過渡歸功于二戰引起的制造業大繁榮。Stiglitz寫到,今天,我們正處于另一個由制造業經濟到服務業經濟的陣痛轉型期。
其實,發明這些技術的人能夠減輕上述負面影響。AI研究者Hod Lipson認為“我們的工程師思維始終是以自動化為中心。我們想讓機器能夠盡可能多干活,始終想提升生產力,讓機器更高效地解決工廠里的工程問題及其他關于勞動力的難題。我們始料未及的是這也會變成壞事。”Lipson建議工程師重新確立他們的目標。“阻礙創新并不是解決方法,我們需要更多的創新:當AI能比多數人表現更好時,我們如何能保證人們能參與到工作中?對于這個問題,我沒有一點頭緒。但這是對下一代工程師的一個新挑戰。”
教育、老化的基礎設施及諸如生物技術與能源等研究領域的迫切投入會創造大量的工作機會。正如Martin Ford所告誡,當技術性失業持續向經濟施壓且氣候變遷又日益加劇時,我們將陷入一場“完美風暴”。這事會不會發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發明及采用的技術。舉個例子來說,無人車的升級看來似乎無法避免——我們是用它讓公眾交通系統更安全、更方便、更節能?還是僅僅向高速公路上送去無人駕駛的轎車與卡車?
毫無疑問,至少短期來看,針對萎靡的工作機會,經濟發展是最好的保障。而經濟發展能否實現是要依靠諸如蘋果專賣及Uber這樣創新性服務密集型行業,或是重建基礎設施及教育系統的投資。唯有這樣,經濟發展才可能克服搶占工作機器人引起的擔憂。
Andrew McAfee同其麻省理工學院的同事Erik Brynjolfsson共同撰寫了《The Second Machine Age》。他是當今世界闡述“科幻經濟”可行性的最著名專家,智能設備的普及將消除許多工作機會。(詳情參見“致數字經濟的一封公開信”, McAfee, Brynjolfsson及其他專家提出的一種適應技術升級的方法。)他認為這樣的轉變將產生巨大的社會與經濟效益,但也可能會導致“輕勞力”經濟。McAfee稱,“這件事關系到全人類,現在可以開始討論這件事也不算早。”但他也承認,這也可能是幾十年以后的事。與此同時,他推行重發展的政策“以證明他是錯的”。他說,“資本主義的精妙之處在于人們會找到該做的事,讓資本主義動起來吧。”
但還有個問題。正如McAfee 與 Brynjolfsson在《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所說明的,金融是技術進步引起的諸多困擾之一,很多人已從中不恰當得利。硅谷經驗表明,科技會是一把雙刃劍,一面是經濟增長的強力引擎,一面是收入不均的助推器。
1968年,當今科技時代的奠基人J.C.R. Licklider與人共同發表了一篇頗有預見性的文章“The Computer as a Communication Device.”。他預見到“在線互動社區”,并闡述其令人激動的可能性。 Licklider同時在文章結尾做出警告,“對于社會來說,計算機的影響有好有壞,而其主要取決于‘在線’究竟是專屬特權還是基本權利。倘若只有小部分人能夠有機會享受‘智能升級’的優勢,網絡會加劇智力機遇范圍的斷層。”
許多政策能夠幫助財富再分配,或像確保基礎收入一樣向那些生活在底層附件的人們提供一個安全保障。但,針對數字技術帶來的經濟威脅,最佳應對方式是向更過的人提供接觸Licklider 所言“智慧升級”的機會,以便于他們從新科技創造的財富中獲益。這意味著提供更公平的路徑,使人們在職業生涯中獲得高質量的教育和職業訓練課程。
哈佛大學知名勞動經濟學家Richard Freeman稱,越來越多的人需要“擁有一個機器人”。他指的不僅僅是工廠里的機器設備,還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自動化和數字化技術。某些機制已存在于利潤共享計劃及員工持股計劃中。他表示其他實用性的投資計劃也可以被預見到。
當機器人與人工智能最終取代許多工作后,誰手握資本,誰才是贏家。假使與過去幾十年的趨勢一樣,最富有的那些人享受了大部分新科技創造的回報,那么反烏托邦假想可能成為現實。然后機器只是工具,而如果它們的所有權被廣泛共享,那么大部分人們可以使用機器來提高生產力,提高收入,增加休息時間。倘若成真的話,一個愈發富庶的社會將保留中產階級的夢想,并長期推動技術創意及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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